中国古典小说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里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灿烂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典小说最早的起源，是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等，表现了古代人民向自然和社会作斗争的英雄气概，以及他们丰富天真的想象才能。这为古典小说的孕育和产生作了最初的准备。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著作中的寓言故事，先秦两汉历史著作中具有较高文学性的篇章，在写人、叙事方面所取得的艺术经验，对古典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和动荡的时代。这时期的小说作品按其内容可以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两大类。志怪小说专谈鬼怪神异之事，所谓张皇鬼神，称道灵异，自神其教，是当时神仙鬼怪思想盛行和佛教广泛传播影响下的产物。干宝的《搜神记》最有代表性，其中，《三王墓》、《韩凭妻》、《李寄》、《紫玉》、《董永》等篇，很有浪漫色彩。另外，张华《博物志》中的《八月浮槎》、《千日酒》，曹丕《列异传》中的《宋定伯捉鬼》，陶潜《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刘义庆《幽冥录》中的《刘晨阮肇》，亦皆生动有致，想象奇特。志人小说专门记录人物的轶闻琐事，主要是记录一些士族人物玄虚的清谈和奇特的举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堪为一部集大成的志人小说集。其中，《新亭对泣》、《刘伶纵酒》、《周处自新》、《王蓝田性急》、《王子猷雪夜访友》、《王戎俭啬》、《谢安闻淮上大捷》、《顾雍雅量》、《咄咄怪事》、《望梅止渴》等则小品，非常生动传神。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虽然大多是一些粗陈梗概丛残小语，但为后世小说的叙事技巧和人物描写提供了艺术经验，尤其是为后世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

传奇小说是唐代兴起的一种文言短篇小说体裁。唐传奇开始了有意识创作小说的历史时期，标志中国古典小说进入成熟阶段。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李朝威的《柳毅传》，陈玄祐的《离魂记》，杜光庭的《虬髯客传》，袁郊的《红线传》，裴铏的《聂隐娘》，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韦瓘的《周秦行记》，皆铺张其事，增饰文采，情节曲折，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并首次把我国古典小说引向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

从宋代开始，中国古典小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白话小说（短篇和长篇）蓬勃兴起和长足发展的历史局面，业已形成。

宋元时代，城市经济发达，适应市民审美趣味的“说话”艺术亦获得了兴盛的各种必要条件。说话人向听众讲唱故事，事先有一个文字简略、往往只记录唱词和主要故事情节的底本，一些书会才人常常将这种底本加以增饰润色，写定为专供阅读的书面文学作品，这就是我国最早的白话小说。宋元话本小说主要有小说和平话两大类。小说，又名银字儿，专门演述短篇故事，其代表作品有《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快嘴李翠莲》、《错斩崔宁》、《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西湖三塔记》、《拗相公》等，内容大多是反映市民的生活和心理。平话，就是专门讲说历史故事的话本，主要演述长篇历史情节，内容相当丰富。现存有刊于元代的《全相平话五种》（《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还有《大宋宣和遗事》等。这些讲史话本已初具长篇小说规模，为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代，社会政治和经济出现了新的景象，人们的社会生活亦愈趋复杂丰富，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也进入了它的繁盛时代，其局面蔚为壮观。

元末明初，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产生了章回形式的长篇白话小说。章回小说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它也有其逐步完善的过程。罗贯中和施耐庵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对社会生活有亲身的体验，也扩大了眼界，他们在三国、水浒故事长期、广泛流传和有关话本、杂剧的基础上，完成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划时代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两部作品为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创作树立了楷模。

明代中叶以后，城市经济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中国古典小说的黄金时期已经到来。长篇小说领域，盛况空前。历史小说数量繁多，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熊大木的《北宋志传》，皆影响深远。神魔小说有《平妖传》、《风神演义》、《西游补》等，吴承恩的《西游记》最有代表性，它在一个传统的取经故事里，映射出时代精神的光芒。世情小说的代表作是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这是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描写日常生活的长篇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小说用一百回的篇幅，细致描写了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西门庆的发迹史，以及他腐朽纵欲的家庭生活，刻划了众多类型的人物形象，是当时明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重大缺陷是对所暴露的黑暗现实缺乏批判，对色情描写持欣赏态度，流于恶劣的自然主义。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以“三言”和“二拍”为代表。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的反映明代社会生活的拟话本，最有文学价值和认识价值。其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灌园叟晚逢仙女》、《施润泽滩阙遇友》等篇，令人耳目一新。“二拍”即是指凌濛初创作的两部拟话本专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二拍”的思想艺术水平不及“三言”，封建气息浓烈。其中，《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叠居奇程客得助》，写商人的海外冒险和对金钱财富的追求，《神偷寄兴一枝梅》写一个神通广大的侠盗形象，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清代小说种类繁多，各种体裁的小说蓬勃发展，富有总结性。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描绘了一幅封建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的百丑图，具有高超的讽刺艺术。其中，“范进中举”、“马二先生”、“王玉辉女儿之死”、“匡超人”、“严贡生”等，皆为精彩篇章。曹雪芹的《红楼梦》更是一部为后人“说不尽”的奇书，它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将古典小说的体制发展到最为完备的地步。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借花妖狐魅的故事，反映了广泛的现实社会生活。其中，《促织》、《席方平》、《司文郎》、《书痴》、《婴宁》、《阿宝》、《黄英》、《商三官》等，皆为佳品。以上三部杰作，在思想和艺术上可说是集大成之作，代表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另外，清中叶以前的小说创作中，有些作品亦值得重视，如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探讨妇女问题与理想世界的《镜花缘》，标志侠义和公案小说合流的《施公案》，历史小说《隋唐演义》、《说唐全传》以及《说岳全传》等，反映出清代小说多样化的趋向。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古典小说已尽黄昏。《儿女英雄传》、《荡寇志》、《三侠五义》、《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等，可算是古典小说的余绪。近代小说的创作与近代政治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在改良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即《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由才子佳人小说发展而来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由谴责小说发展而来的“黑幕小说”，反映了近代小说的另一侧面。

鲁迅《狂人日记》等作品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历史的结束和现代小说体制的诞生。

中国古典小说有着丰富的民间传统。小说的起源和发展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和审美创造。比起属于正统文学的诗歌散文来，古典小说能够更加充分地表达人民的思想心理、爱憎感情、道德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对我国古典小说民族风格的形成和艺术上的成熟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民间创作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经验，往往为文人创作所继承，文人作家与民间艺人的共同创作，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从民间创作到文人的润色和写定，其过程纷繁复杂，而小说在流传过程中又增大了其不确定性，深刻反映了不同时期读者的趣味，所以，版本问题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史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古典小说由粗到细，由丛残小语到长篇巨制的发展，无不凝聚着人民群众和文人作家的艺术心血。不断地继承和出现创新，开辟新的小说天地，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之一。

中国古典小说有着独特的艺术风貌。写作方法上是积极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表现方式的有机融合，力求更充分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用理想化的人物形象来引导读者认识生活。我们对古典小说所叙写的人物和事件很难指实，尤其是对那些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作品。由于讲说形式的深远影响，古典小说在刻划环境和人物时，很少用静态描写的笔法，而往往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来状物写景、刻划人物性格。在叙事观点上，古典小说很难用第一或第三的叙事人称来限定，使用的是一种模糊叙事的手法，不同于现当代西方小说。而这能多角度、多侧面地传达艺术内涵与思想含量。讲求情节的奇险和完整，在风口浪尖上塑造人物，以达到传神写照的艺术效果，也是古典小说的艺术追求。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语言，准确，通俗，生动，丰富，具有感觉色彩和艺术情韵，有很强的表现力。

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与发展，受到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影响。古典小说的思想内容，往往是精华与糟粕杂揉在一起，需要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鉴别。在艺术上，我们也要看到古典小说的局限性。比如在塑造人物上存在着类型化、程式化乃至简单化的倾向，这是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所应该摒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