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撷英

《红楼梦》与中国古典小说传统

梅敬忠

中国古典小说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容，是中华民族灿烂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于十八世纪中叶（清朝乾隆初年）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即是其杰出的代表。

一、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与传统

（一）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进程

中国古典小说最早的起源，是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等，表现了古代人民向自然和社会作斗争的英雄气概，以及他们丰富天真的想象才能，为古典小说的孕育和产生作了最初的准备。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著作中的寓言故事，先秦两汉历史著作中具有较高文学性的篇章，在写人、叙事反面所取得的艺术经验，对古典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和动荡的时代。这时期的小说作品按其内容可以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两大类。志怪小说专谈鬼怪神异之事，所谓张皇鬼神，称道灵异，自神其教，是当时神仙鬼怪思想盛行和佛教广泛传播影响下的产物。干宝的《搜神记》最有代表性，其中，《三王墓》、《韩凭妻》、《李寄》、《紫玉》、《董永》等篇，很有浪漫色彩。另外，张华《博物志》中的《八月浮槎》、《千日酒》，曹丕《列异传》中的《宋定伯捉鬼》，陶潜《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刘义庆《幽冥录》中的《刘晨阮肇》，亦皆生动有致，想象奇特。志人小说专门记录人物的轶闻琐事，主要是记录一些士族人物玄虚的清谈和奇特的举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堪为一部集大成的志人小说集。其中，《新亭对泣》、《刘伶纵酒》、《周处自新》、《王蓝田性急》、《王子猷雪夜访友》、《王戎俭啬》、《谢安闻淮上大捷》、《顾雍雅量》、《咄咄怪事》、《望梅止渴》等则小品，非常生动传神。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虽然大多是一些粗陈梗概丛残小语，但为后世小说的叙事技巧和人物描写提供了艺术经验，尤其是为后世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

传奇小说是唐代兴起的一种文言短篇小说体裁。唐传奇开始了有意识创作小说的历史时期，标志中国古典小说进入成熟阶段。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李朝威的《柳毅传》，陈玄祐的《离魂记》，杜光庭的《虬髯客传》，袁郊的《红线传》，裴铏的《聂隐娘》，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韦瓘的《周秦行记》，皆铺张其事，增饰文采，情节曲折，反映了广泛的社会生活，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并首次把我国古典小说引向现实主义个广阔道路。

从宋代开始，中国古典小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白话小说（短篇和长篇）蓬勃兴起和长足发展的历史局面，业已形成。

宋元时代，城市经济发达，适应市民审美趣味的“说话”艺术亦获得了兴盛的各种必要条件。说话人向听众讲唱故事，事先有一个文字简略、往往只记录唱词和主要故事情节的底本，一些书会才人常常将这种底本加以增饰润色，写定为专供阅读的书面文学作品，这就是我国最早的白话小说。宋元话本小说主要有小说和平话两大类。小说，又名银字儿，专门演述短篇故事，其代表作品有《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快嘴李翠莲》、《错斩崔宁》、《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西湖三塔记》、《拗相公》等，内容大多是反映市民的生活和心理。平话，就是专门讲说历史故事的话本，主要演述长篇历史情节，内容相当丰富。现存有刊于元代的《全相平话五种》（《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还有《大宋宣和遗事》等。这些讲史话本已初具长篇小说规模，为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代，社会政治和经济出现了新的景象，人们的社会生活亦愈趋复杂丰富，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也进入了它的繁盛时代，其局面蔚为壮观。

元末明初，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产生了章回形式的长篇白话小说。章回小说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它也有其逐步完善的过程。罗贯中和施耐庵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对社会生活有亲身的体验，也扩大了眼界，他们在三国、水浒故事长期、广泛流传和有关话本、杂剧的基础上，完成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两部划时代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这两部作品为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创作树立了楷模。

明代中叶以后，城市经济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中国古典小说的黄金时期已经到来。长篇小说领域，盛况空前。历史小说数量繁多，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熊大木的《北宋志传》，皆影响深远。神魔小说有《平妖传》、《风神演义》、《西游补》等，吴承恩的《西游记》最有代表性，它在一个传统的取经故事里，映射出时代精神的光芒。世情小说的代表作是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这是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描写日常生活的长篇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小说用一百回的篇幅，细致描写了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西门庆的发迹史，以及他腐朽纵欲的家庭生活，刻划了众多类型的人物形象，是当时明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重大缺陷是对所暴露的黑暗现实缺乏批判，对色情描写持欣赏态度，流于恶劣的自然主义。

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以“三言”和“二拍”为代表。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的反映明代社会生活的拟话本，最有文学价值和认识价值。其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灌园叟晚逢仙女》、《施润泽滩阙遇友》等篇，令人耳目一新。“二拍”即是指凌濛初创作的两部拟话本专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二拍”的思想艺术水平不及“三言”，封建气息浓烈。其中，《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叠居奇程客得助》，写商人的海外冒险和对金钱财富的追求，《神偷寄兴一枝梅》写一个神通广大的侠盗形象，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清代小说种类繁多，各种体裁的小说蓬勃发展，富有总结性。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描绘了一幅封建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的百丑图，具有高超的讽刺艺术。其中，“范进中举”、“马二先生”、“王玉辉女儿之死”、“匡超人”、“严贡生”等，皆为精彩篇章。曹雪芹的《红楼梦》更是一部为后人“说不尽”的奇书，它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将古典小说的体制发展到最为完备的地步。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借花妖狐魅的故事，反映了广泛的现实社会生活。其中，《促织》、《席方平》、《司文郎》、《书痴》、《婴宁》、《阿宝》、《黄英》、《商三官》等，皆为佳品。以上三部杰作，在思想和艺术上可说是集大成之作，代表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另外，清中叶以前的小说创作中，有些作品亦值得重视，如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探讨妇女问题与理想世界的《镜花缘》，标志侠义和公案小说合流的《施公案》，历史小说《隋唐演义》、《说唐全传》以及《说岳全传》等，反映出清代小说多样化的趋向。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古典小说已尽黄昏。《儿女英雄传》、《荡寇志》、《三侠五义》、《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等，可算是古典小说的余绪。近代小说的创作与近代政治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在改良主义运动的影响下，产生了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即《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由才子佳人小说发展而来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由谴责小说发展而来的“黑幕小说”，反映了近代小说的另一侧面。

鲁迅《狂人日记》等作品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历史的结束，现代小说体制的诞生。

（二）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风貌

中国古典小说有着丰富的民间传统。小说的起源和发展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和审美创造。比起属于正统文学的诗歌散文来，古典小说能够更加充分地表达人民的思想心理、爱憎感情、道德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对我国古典小说民族风格的形成和艺术上的成熟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民间创作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经验，往往为文人创作所继承，文人作家与民间艺人的共同创作，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从民间创作到文人的润色和写定，其过程纷繁复杂，而小说在流传过程中又增大了其不确定性，深刻反映了不同时期读者的趣味，所以，版本问题成为中国古典小说史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古典小说由粗到细，由丛残小语到长篇巨制的发展，无不凝聚着人民群众和文人作家的艺术心血。不断地继承和出现创新，开辟新的小说天地，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之一。

中国古典小说有着独特的艺术风貌。写作方法上是积极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表现方式的有机融合，力求更充分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用理想化的人物形象来引导读者认识生活。我们对古典小说所叙写的人物和事件很难指实，尤其是对那些历史现实和英雄传奇作品。由于讲说形式的深远影响，古典小说在刻划环境和人物时，很少用静态描写的笔法，而往往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来状物写景、刻划人物性格。在叙事观点上，古典小说很难用第一或第三的叙事人称来限定，使用的是一种模糊叙事的手法，不同于现当代西方小说。而这能多角度、多侧面地传达艺术内涵与思想含量。讲求情节的奇险和完整，在风口浪尖上塑造人物，达到传神写照的艺术效果，也是古典小说的艺术追求。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语言，准确，通俗，生动，丰富，具有感觉色彩和艺术情韵，有很强的表现力。

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与发展，受到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影响。古典小说的思想内容，往往是精华与糟粕杂揉在一起，需要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鉴别。在艺术上，我们也要看到古典小说的局限性。比如在塑造人物上存在着类型化、程式化乃至简单化的倾向，这是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所应该摒弃的。

二、《红楼梦》的基本价值

《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一部古典小说，也是世界文化史上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并且具有人类文化普遍价值的少有的杰作之一。《红楼梦》能够而且已经起到引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作用。“红学”已经是国际显学。

《红楼梦》完整写出了中国封建制度下一个典型的爱情婚姻悲剧。它以独特的民族情调，用细致的笔触，向世人展示了又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永恒的主题”。这部长篇小说所描绘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种种感情纠葛和人生观的碰撞，使这个传统的悲剧故事有了深厚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深度，艺术形象的美感也随之而大大增强。

《红楼梦》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如何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逻辑。它以描摹爱情婚姻悲剧的背景为出发点，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命运，主要是写了贾家这一家族的由盛到衰。由于四大家族的特殊地位，整个社会各阶层的种种情态也连带地被展现了出来，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封建末世社会景象的宏阔画卷。

《红楼梦》堪称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对封建末世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思想体系、价值取向、文艺生活状况，都作了形象而深刻的解剖和艺术的批判。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面貌，了解当时的阶级关系状况，了解当时的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了解当时的人们究竟是以怎样的价值观念在思维和生活的，进而了解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增长许多知识。在此意义上，《红楼梦》比任何历史教科书都具体、细致、生动，如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为人们提供了法国巴黎上流社会的现实主义历史一样。

《红楼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富有典型意义而又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长卷。没有《红楼梦》中的人物，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里，就会缺乏迷人的光彩。《红楼梦》写了400多个人物，涉及到各个阶级、各个阶层。这里有宠贵无比的皇贵妃，有雍容华贵的贵妇人，有道貌岸然的官僚，有荒淫无耻的恶少，更有一群天真烂漫的青春女子（即所谓金陵正、副、又副十二钗），还有农村老太婆、清客相公、市井流氓、和尚道士、尼姑道婆以及各种类型的男女仆人，等待。随便提起一个人物，就有呼之欲出之感。尤其是那些主要人物形象，简直就成了中国人某方面品质的代名词。

《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具有巨大的美学价值。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真切感人的生活氛围，优美传神的文学语言，宏阔有序的篇章结构，引人入胜的场景描写，发人深省的哲理表述，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弥足珍贵的艺术经验。阅读《红楼梦》是一种美好的艺术享受。

三、《红楼梦》作者曹雪芹

（一）曹雪芹的家世

《红楼梦》的原作者曹雪芹（1715？－1763？），名霑，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祖籍是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一说是河北省丰润县。

曹雪芹的先祖本是汉人，明代后期被后金军队俘虏，编入满洲八旗之一的正白旗籍，成了包衣（满语奴仆之意）。后来，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跟随多尔衮的清军“从龙入关”，立下军功，便由低级军官（牛录章京）最后升至一品光禄寺大夫（管理皇室内部事务的官职）。曹家由此成为了显赫的贵族世家。

到了康熙时代，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祖父曹寅、伯父曹顒和父亲曹頫，三代四人先后任江宁织造（还曾兼任苏州织造和两淮巡盐御史）达60年之久，职责是采办宫廷用的各种丝织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兼做皇帝的耳目，监视江南地区的吏治民情（如米价涨落、气象状况、庄稼长势、官员廉贪等），随时向皇帝密报。康熙六次南巡，有五次都以曹家的江宁织造署为行宫，后四次是在曹寅任内。曹玺的妻子孙氏是康熙皇帝的保姆。曹寅曾做过康熙皇帝的侍读、御前侍卫，是康熙的亲信。可见当时曹家权势的显赫以及和康熙关系之密切。

曹雪芹的父亲曹頫由内务府员外郎继任江宁织造之时，已到了雍正皇帝时代。雍正穷治政敌，康熙的亲信曹家，自然成了重要的打击对象。雍正五年（1727年），曹頫因“骚扰驿站，苛索银两，亏空帑项（国库钱财），隐匿财产”等罪名，被雍正降旨免职，并抄没家产，次年全家北返，家道遂衰。到了乾隆初年，曹家大概又遭祸变（原因不明），从此更是一败涂地。

（二）曹雪芹的生平

曹雪芹大约于1715年即康熙54年出生。这一年，曹雪芹的父亲继任江宁织造之职，曹家也即将面临风云突变。曹雪芹的一生恰好经历了曹家盛极而衰的过程。

曹雪芹的少年时代在江南，身处所谓“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过的是“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豪华奢侈的贵族生活，享受的是古典诗礼文化的熏陶和良好的家庭教育。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当时的“名士”，著名的藏书家、校勘家、文学家。家有精本藏书3000多种（见《楝亭书目》），刻古书10余种，曾主持刊刻著名的《全唐诗》，还能诗会曲（有《楝亭诗抄》），擅长书法，且与当时的一些文人名士多有交往。曹雪芹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卓越的文艺才能，与此家庭环境有关。

曹雪芹13岁那年，父亲获罪落职，举家迁到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居住，一下从繁华跌入困顿境地。他曾一度在宗学（皇族学校）或正黄旗义学担任过教职，结识了敦敏、敦诚兄弟。乾隆时，曹家又遭打击，多次搬家，更加没落。

后来，曹雪芹从城内移居到北京西郊香山键锐营一带（现今“曹雪芹纪念馆”附近），过着“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穷困潦倒的生活，同时开始了《红楼梦》的创作。敦敏、敦诚有赠诗描述道：“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何人肯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从这些诗句里，可以约略了解曹雪芹的晚年生活状况。

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曹雪芹因唯一的幼子夭折，感伤成疾，不到50岁，便于此年的除夕溘然长逝。身后留下的，只有续娶的年青的妻子和那部花费10年心血仍未定稿的《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过程，确实是充满痛苦和艰辛的。

四、《红楼梦》的成书、续书、版本及研究状况

《红楼梦》还未定稿，曹雪芹就在贫兵交迫中搁笔长逝，这给后人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和许多困惑。《红楼梦》的书名即有《石头记》、《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情僧录》、《金玉缘》等名目，所流传的版本也十分复杂，文本内容也存在种种矛盾，值得我们进行必要的疏理。

据研究考证，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现今流传的120回本的《红楼梦》，前80回是曹雪芹所著，后40回是高鹗的续作。

曹雪芹的未完稿原题《石头记》，已写定80回，起初是以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而且大都有脂砚斋（与曹雪芹关系密切者）的批语。据脂砚斋吐露，曹雪芹还写有“后三十回”的初稿及若干情节，但稿子已经散失了。脂砚斋看到过这些稿子，所以在批语里常常暗示后面的情节内容。这也为后人的续作提供了基本线索。

到了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红楼梦》结束了只以抄本流传的形式，而首度以活字印刷本的形式和120回的篇幅行于世。书名也首次由《石头记》改为《红楼梦》。出版者名叫程伟元，前80回的整理者和后40回的续作者名叫高鹗。学术界称这个版本为“程甲本”。第二年，（1792年），程伟元、高鹗又对“程甲本”作进一步的修订加工，重新出版活字印本，学术界称之为“程乙本”。

高鹗，字兰墅，别号“红楼外史”。汉军镶黄旗人，世居辽宁铁岭。他是乾隆年间进士，历官内阁侍读；嘉庆时选官江南道御史，后升任刑科给事中。著有《兰墅诗钞》、《兰墅文存》、《砚香词》等，颇有才华。高鹗根据曹雪芹原作的意图续作《红楼梦》，完成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写了贾家衰落的趋势，使《红楼梦》成了一部结构完整、故事首尾齐全的巨制长篇，推动了流传，功不可没。但他又写了贾府复兴，所谓“沐天恩”、“延世泽”、“兰桂齐芳”、“家道复初”，则显得庸俗，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除高鹗的续书以外，还有《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圆梦》、《红楼重梦》、《红楼幻梦》、《红楼真梦》、《红楼梦补》、《续红楼梦稿》《续红楼梦新编》等10多种续作，比较而言，都不如高鹗续书的高明。

《红楼梦》的版本，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系统：

脂本系统－－即附有脂砚斋批语的80回抄本系统。今存有“甲戌本”（1754年）、“己卯本”（1759年）、“庚辰本”（1760年）等12种以上，附有3000多条批语。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共3册），即是以“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为底本、补以“程甲本”而成书的。此新版被认为最符合曹雪芹的原著面目。

程本系统－－即程伟元、高鹗的120回活字印刷本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四册本《红楼梦》（1979年第二次印刷），即是以“程乙本”为底本的。

五、《红楼梦》内容简析

《红楼梦》是一部“说不尽”的奇书。它那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无比丰厚的艺术涵蕴，值得我们永远探求。

《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以毕生的血泪写就的。脂砚斋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曹雪芹也说：“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第一回）显然，《红楼梦》的主题内容是蕴涵着深意的，决非简单可解，。

鲁迅先生曾说过：“《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全集》卷七《绛洞花主小引》）社会上还有所谓“一百个人眼中，就有一百个贾宝玉”的说法。自《红楼梦》出世至今，人们对其主题的认识一直是众说纷纭，有“爱情说”、“爱情婚姻悲剧说”、“四大家族心衰说”、“政治历史说”等等。

但《红楼梦》肯定是可解的。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分析：

（一）通灵宝玉与叛逆主题－－贾宝玉的形象

贾宝玉是《红楼梦》最中心的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最多、寄托最深且贯穿全书的人物形象。作者突出描写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借以表达对当时社会的强烈不满，寄托对理想人生的追求。

贾宝玉是贾府里荣国府的嫡派子孙，生长于“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第一回）。作为贾府振兴的希望之所系，贾宝玉受到贾母等家族上层人物的特别宠爱。他本应该为了家族的利益，遵循传统的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道路，成为一个标准的封建士子和孝子。但他却叛变了，反而成了本阶级的逆子与破坏者。

作者在第三回中，用两首《西江月》词来评论贾宝玉的基本品格：

其一：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其二：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过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这些词句用反语揭示了贾宝玉思想品格的突出特点。

贾宝玉的思想性格，主要有以下几点：

1．厌弃功名仕进。他不爱读正统的经书，说那是“前人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第十九回）。但他却爱读《西厢记》一类的书。他厌弃学习时文八股，说那“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第七十三回）。他厌弃科举考试，反对结交权贵，听不得薛宝钗、史湘云有关“仕途经济之道”的劝告（第三十二回）。

2．追求人性自由。他轻视封建伦常和秩序，追求生活方式的自由，常常打破男女、长幼、嫡庶、贫富、贵贱、主奴关系上的等级名分。他比较尊重女性，曾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他还认为：“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第二十回）他讲求“赤子之心”，常常以“好色”来对抗“好德”，竟说“德乃天理，色是人欲，人哪肯把天理好得象人欲似的？”

3．追求爱情婚姻自由。他极力抵制封建家族的安排，自主选择未来的生活伴侣；抵制不成时，以离家出走来维护理想。这种行为极大地冲击了封建礼教的桎梏。

4．梦醒者的苦痛，“多余人”的悲剧。鲁迅先生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坟·娜拉走后怎样》）贾宝玉看见了许多黑暗，看见许多美好的东西被毁灭而无力相救，经历了家族的巨大变故，可算是一个有些迷糊的梦醒者。这使他经常陷入巨大的内心痛苦之中。他在思想上常有超前的闪光，意图走向新生活；但又离不开富贵的环境，消极而软弱。他既不为新生活所认同，更不为旧势力所容忍，成了一个“多余人”的形象（俄罗斯文学中的典型）。他感叹“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第一回），只得向佛老哲学寻求解脱办法（第二十一、二十二回），最后，悬崖撒手，遁入空门。

贾宝玉的艺术形象溶注了曹雪芹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情感。叛逆者的痛苦有了形象生动的艺术体现。

（二）木石金玉与爱情主题－－贾宝玉的爱情婚姻悲剧

无论人们对《红楼梦》的主题有怎样的多种解说，但不可否认的是，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故事，应该是全书的中心线索。第五回中太虚幻境舞女所唱《红楼梦曲》的“引子”，已经表白了作者的意图：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说明作者是把爱情婚姻悲剧作为中心来写的。爱情的产生与发展，爱情的人物关系，爱情的社会环境，爱情与婚姻悲剧发生的原因和悲剧性，可以作为我们打开《红楼梦》思想内涵奥秘的钥匙。

作为爱情婚姻悲剧的三个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分别代表三个类型。

薛宝钗温厚贤淑，端庄稳重，罕言寡语，安分随时，善于处世，十分正统，家庭又是皇商，有地位，应该说最符合当时做贤妻良母的条件。相比而言，林黛玉清高孤傲，多疑任性，说话尖刻，悲观感伤，不通世事，家道又没落无势力，不符合做封建家族夫人的条件。但贾宝玉竟然深爱的是林黛玉，而不是薛宝钗。第五回里“红楼梦曲”中的〔终身误〕曲唱道：

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第三十六回也写到贾宝玉曾在梦中喊道：“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良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之所以造成如此局面，其中有故。林、薛二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林黛玉有名士之风，有很强的的自尊自爱之心，坚守高尚的情操，不肯屈服于周围的恶俗，纯真而有赤子之心。而薛宝钗则缺少这类品质，只是封建礼教的忠实女儿。林黛玉的叛逆性格刚好与贾宝玉比较吻合。贾宝玉爱恋林黛玉有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于是，薛宝钗的悲剧成了必然，尽管她最终与贾宝玉有了形式上的婚姻；又由于社会环境的重压和爱情主人公的软弱，宝、黛二人的爱情也难有结果，终成悲剧。第五回“红楼梦曲”中的〔枉凝眉〕曲唱道：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

有关的“判词”也说：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

不论是宝、薛，还是宝、林，都饮的是苦酒。曹雪芹的思想深刻性正在于此。

不同于《西厢记》时代张生与崔莺莺“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故事，也不同于《牡丹亭》时代杜丽娘与柳梦梅未谋面而生真情的爱情方式，《红楼梦》中的宝、薛、林三位爱情主人公，却是长期共处，近距离碰撞与交流的。所以，贾宝玉对悲剧的选择是完全自觉的和理智的，因而，悲剧也是更有深度更有艺术魅力的。《红楼梦》写爱情，打破了“郎才女貌，夫荣妻贵”的大团圆俗套。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三）四大家族与政治主题－－贾府衰败的历史命运

贾宝玉爱情婚姻悲剧发生的具体生活环境贾府，是《红楼梦》所反映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突出代表。而“四大家族”又是那个时代封建统治阶级状况的缩影。贾府及“四大家族”的由盛到衰，揭示的是整个封建体制必然走向衰灭的本质规律。

四大家族“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第四回中门子对贾雨村所说之语）。各个家族又与当时社会的上层统治者瓜葛甚多。贾家的元春还是皇帝的妃子。第四回所记当时民间流传的俗谚《护官符》说：

贾不假， 白玉为堂金作马（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分，宁荣亲派八房在都外，现原籍住者十二房）。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房分共十八，都中现住者十房，原籍现居八房）。东海缺少白玉床， 龙王来请金陵王（都太尉统制县伯王公之后，共十二房，都中二房，余在籍）。丰年好大雪， 珍珠如土金如铁（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共八房分）。

足可见出四大家族的显赫地位，这使我们想到了作者曹雪芹家世的昔日繁华景象。

然而，《红楼梦》并没有把笔墨重点放在抒写繁华方面。据专家考证，八十回本《红楼梦》只写了贾家15年时光，前6年是序引性质，整写只有9年（周汝昌《红楼记历》）。全书一开始便借古董商人冷子兴的口，说贾府“荣宁两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 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第二回）这种布局和描写是有深意的。其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更有一件大事”，即“儿孙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贾府及四大家族的后继无人，才是作者着力描写的。衰败的根本缘由也正在于此。

《红楼梦》写了贾家水、代、文、玉、草共5代人。

第一代是创业的一代。贾演、贾源二位先祖，跟从皇帝征战，立下汗马功劳，获封宁国公、荣国公的爵位，“九死一生挣下这份家业”（见第七回焦大语）。

第二代是守成的一代。贾代化、贾代善尚能守住家业。贾代善娶金陵世勋保龄侯尚书令史家小姐为妻，即贾母。

第三代是拆墙的一代。宁国公贾代化死后，次子贾敬袭封爵位（长子贾敷早夭），却是“一味好道，只爱烧丹炼汞，余者一概不在心上”，“一心想作神仙”，“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羼”（第二回冷子兴语）。后来干脆把官爵让给了儿子贾珍，不管家事，任凭儿辈胡作非为。不久因吃丹而死。“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见第五回有关秦可卿的“红楼梦曲”【好事终】）。荣国公贾代善有二子：长子贾赦，袭封爵位；次子贾政，即贾宝玉之父。贾赦无所作为，是个浪荡色鬼，威逼贾母丫鬟鸳鸯为妾，为霸占几把古扇而逼死石呆子，最后因包揽官司而被免爵抄家，发往边关。贾政与贾敬、贾赦有别。他“自幼酷爱读书，祖父最疼，原欲以科甲出身的”，后被额外赐了一个工部主事之职（后升员外郎，见第二回）。在个人品性上，贾政无吃喝嫖赌之恶习，表面看是个正人君子，很有出息。但是，他是个庸人、草包，无能之辈。只知按封建规范行事，对儿子残酷压制；又缺乏才华，没有创造，做官清白但管理不善，任下人作恶。所以，作者笔下的贾政形象，并不是贾家的希望。

第四代是垮掉的一代。早早袭爵的宁国公的贾珍，是个大色鬼，成天不务正业，和女人鬼混，与儿媳关系不正当，与尤氏姐妹作乐，还和儿子一起招集亲友中纨绔子弟，日夜饮酒聚赌，无所不至。贾琏是荣国公的贾赦的儿子，虽然良心未灭（对石呆子事件存有恻隐之心），还有一定的办事能力，是贾府男人里的干才。但他也是一个标准的浪荡公子，经常依财仗势，玩弄仆人之妻，还不顾国孝家孝在身，偷娶尤二姐。至于贾政的儿子贾宝玉，“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而且叛逆无道，是个封建正统家族的败家子。显然，他也不是贾家的希望。

第五代是烂掉的一代。以宁国公贾珍的儿子贾蓉为代表。贾蓉浪荡无行，与乃父沆瀣一气，助桀为虐，经常帮助贾珍、贾琏、王熙凤（贾琏之妻）等人做坏事（如调戏母辈尤氏姐妹，参与陷害贾瑞等等）。至于贾蔷等人就不用提了。

《红楼梦》里的女性大多比男性有才能，如王熙凤、贾探春等人还有治理之才。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她们无补大局。王熙凤的才华经常显露在损人利己、聚敛钱财方面。王夫人（贾政之妻）表面宽厚仁慈，实际上昏聩残忍。邢夫人（贾赦之妻）无子，只知奉承丈夫以自保，贪婪吝啬而又愚蠢。至于贾母，虽是贾府的最高权威，但心思全在享乐中，对家族后辈的恶行，听之任之，并常常加以保护（如第四十四回中对贾琏的维护）。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红楼梦》用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揭示了这个道理。荣损与俱，四大家族的最后败落的命运，除了统治者上层争斗的原因外，都有自毁河山、后继无人的问题（抄家的借口多是家族内部犯下的恶行）。不可否认，作者是带着某种惋惜甚至痛苦的情绪来描绘四大家族的命运的（正如巴尔扎克对旧时代的惋惜一样）。作者也写不出真正能够挽救四大家族颓败趋势的先进力量。第五回中，借太虚幻境舞女之口，作者叹道：

【收尾。飞鸟各投林】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 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但现实主义艺术描写的强大功能，却使得《红楼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贵族阶级乃至整个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本质规律。可以说，《红楼梦》既是一曲哀悼旧制度灭亡的挽歌，又是一封对旧贵族之家的严厉的判决书。

从政治主题的角度看，许多教科书、研究专著的表述仍可成立：《红楼梦》以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中心线索，通过对贾府及四大家族由兴盛到衰败的发展历史的描写，深刻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表现了封建社会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特征，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

（四）色空观念与人生主题

“色空观念”是借用佛教概念。“色”约当于现象世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切色法皆是空幻不实。因缘而生，缘起性空，故无固定不变之自性；世俗认识及面对的对象，皆虚幻不实，本质是“空”。总之，世俗世界的一切，都是人们认识上的幻化产物。有大悲痛者，往往产生这种虚无心态。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辨》即认为《红楼梦》主要宣扬的是“色空观念”。

贾宝玉确实看到了许多美好事物惨遭毁灭，亲身感受到了人生的种种大苦痛。

《红楼梦》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许多性格鲜明、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她们的悲剧命运。其中，探春、妙玉、王熙凤、晴雯、惜春的形象颇有代表性。

探春出身低贱，但有魄力，善于管理。第五十六回中，“敏探春兴利除宿弊”，在大观园里搞“承包制”，显露出她非凡的才干。她还是贾府中的屈原，是个“独醒者”的形象。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一片混乱之时，探春当头一棒说道：

“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 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说着，不觉流下泪来。

然而，探春的命运不济，正如第五回“判词”和“红楼梦曲”所言：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

【分骨肉】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

妙玉是大观园拢翠庵带发修行的尼姑，原是苏州仕宦之家的女儿，因多病而出家。她的特点是高洁、漂亮、有才华，是恶浊社会的一颗闪亮的明珠。但她的命运同样悲惨。第五回“判词”和“红楼梦曲”点评道：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

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

【世难容】气质美如兰，才华阜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视绮罗俗厌，却不知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好一似，无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须，王孙公子叹无缘。

妙玉对宝玉有感情，说明二人在思想上有共同点。我们从中可看到作者的影子。

王熙凤是作者倾心描摹的人物，也是个性格多面的人物。她不识字，但是个女中豪杰，有干练之才。协理宁国府，搞“责任制”，有管理才能。但她又有“弄权铁槛寺”、克扣丫鬟月例钱放高利贷等罪恶行为。她是贾家府的顶梁柱，又是贾府的蛀虫。她最后的命运是被休弃，流落狱神庙（高鹗写她病死）。第五回“判词”和“红楼梦曲”点评道：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

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聪明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晴雯身为奴婢，却聪明伶俐，且心高气傲，是林黛玉的影子。从贾宝玉对她的喜爱中，可看出作者的褒赏态度。但她的命运更是悲惨，身负“妖精”的罪名冤屈而死。第五回中“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上评论说：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毁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

作者对这个人物是寄托颇深的。

惜春多才多艺，却早就看破红尘，目睹家族变故，最后遁入空门。第五回“判词”和“红楼梦曲”言道：

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

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

【虚花悟】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待如何？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说什么，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到头来，谁把秋捱过？则看那，白杨村里人呜咽，青枫林下鬼吟哦。更兼着，连天衰草遮坟墓。这的是，昨贫今富人劳碌，春荣秋谢花折磨。似这般，生关死劫谁能躲？闻说道，西方宝树唤婆娑，上结着长生果。

这其中包蕴着作者对世事无常的万千感慨。

这些贾宝玉身边人物的命运遭际，最能够破灭贾宝玉的理想天国。尤其在《红楼梦》的后半部分，厄运接踵而来：抄检大观园，晴雯被驱逐而死，迎春苦嫁“中山狼”，金玉成婚，黛玉怨死，探春远嫁，贾府被抄，贾母死去，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贾宝玉在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陷入走投无路的状态，终于由极端热爱人生变为极端感伤，再变为心灰意冷，遁入空门。作者的消极情绪也是明显的，但有愤激；否则，他不会去热情描绘那么多的美好形象。

《红楼梦》第一回中跛足道人念了一首《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甄士隐解注道：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六、《红楼梦》的艺术特色

《红楼梦》代表了古典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第一回），可以想见其创作的艰辛与精心。

首先是其结构的宏伟与构思的精巧。贾宝玉的爱情婚姻悲剧故事，被作者安置在一个网状的文学环境里，使之能够牵扯起纷繁复杂的社会诸般景象。章法则是由小及大，由甄士隐家的衰败引发出贾府及四大家族的故事来。黛玉进府，宝钗进府，刘姥姥三进荣国府，大观园试才题对额，元妃省亲，等等，利用富有表现力的场面，巧妙地描绘贾府的面貌。

第二是人物描写的高超艺术。“摹一人，一人必到纸上活见”（脂砚斋评语），400多人的艺术呈现，体现了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人物个性鲜明，类型中有差别，不简单化。正面、侧面、反面，从各个角度来描写人物的性格特征（如对王熙凤的刻划）。

第三是细节描写的传神。此为《红楼梦》最引入入胜之处。第四十回写道：

凤姐儿偏拣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刘姥姥桌上。贾母这边说声“ 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肠子。 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 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刘姥姥拿起箸来， 只觉不听使，又说道：“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肏攮一个。“众人方住了笑，听见这话又笑起来。

写出了众人笑时的不同性格。这一回里还写到探春居住的秋爽斋：

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 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 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词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案上设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 右边洋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旁边挂着小锤。

环境的开阔疏朗，与探春的性格十分贴切。第二十三回写林黛玉听唱《牡丹亭》曲文时的心理活动：

这里林黛玉见宝玉去了，又听见众姊妹也不在房，自己闷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上， 只听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 只是林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明白白， 一字不落，唱道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又有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 眼中落泪。

这种十分细腻的心理描摹文字，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是少见的。

第四是人物语言个性鲜明，通俗传神。鲁迅说《红楼梦》能由说话看出人来。第三回写王熙凤初见林黛玉：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

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 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一面又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

王熙凤八面玲珑的个性以及她在贾府里的地位，显露无遗。第十六回写到贾琏自外归家，王熙凤对贾琏吹嘘协理宁国府的功劳：

且说贾琏自回家参见过众人， 回至房中。正值凤姐近日多事之时，无片刻闲暇之工， 见贾琏远路归来，少不得拨冗接待，房内无外人，便笑道：“国舅老爷大喜！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苦。小的听见昨日的头起报马来报，说今日大驾归府，略预备了一杯水酒掸尘，不知赐光谬领否？”贾琏笑道：“岂敢岂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儿与众丫鬟参拜毕，献茶。贾琏遂问别后家中的诸事，又谢凤姐的操持劳碌。凤姐道：“我那里照管得这些事！ 见识又浅，口角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给个棒槌，我就认作‘针’。脸又软，搁不住人给两句好话，心里就慈悲了。况且又没经历过大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吓的我连觉也睡不着了。我苦辞了几回，太太又不容辞，倒反说我图受用，不肯习学了。殊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儿呢。一句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 那一位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说槐的报怨。‘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武艺。况且我年纪轻，头等不压众，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更可笑那府里忽然蓉儿媳妇死了，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只要请我帮他几日，我是再四推辞，太太断不依，只得从命。依旧被我闹了个马仰人翻，更不成个体统，至今珍大哥哥还抱怨后悔呢。你这一来了，明儿你见了他，好歹描补描补，就说我年纪小，原没见过世面，谁叫大爷错委他的。”

七、《红楼梦》研究与“红学”

有关《红楼梦》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中外闻名的显学，名为“红学”（且另有“曹学”）。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罕有的形象。

清代乾嘉以后即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草珠一串·京都竹枝词》）的说法，继脂砚斋评点以后，陆续产生了一批杂记随笔式和论文式的评论著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年）以“解脱说”立论，是第一篇论述《红楼梦》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的长文。此后，以“索隐派”为代表的“旧红学”，风行到“五四”运动之前。“索隐派”的研究方法是把《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与清代历史作简单的比附，寻找小说背后隐藏的的“本事”及“微言大义”。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1916年）说《红楼梦》写的是顺治皇帝和董鄂妃的故事。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1917年），认为《红楼梦》是宣扬民族主义思想的“排满”之作，所谓“吊明之亡，揭清之失”，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还有人说《红楼梦》是影射康熙年间内阁大学士明珠的家事，贾宝玉即是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等等。这类研究陷入主观臆断，违背了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

从“五四”时代到1954年，《红楼梦》的研究进入了“新红学”时期。胡适、俞平伯等学者，接受西方学术思想，破除“索隐派”的牵强附会，主要以“自传说”来重新解说《红楼梦》。胡适的《红楼梦考证》（1921年）确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初步考察了曹家的情况，颇有新见。但说该小说完全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宝玉＝曹雪芹，贾家＝曹家，全书是写曹家“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作品”，则歪曲了《红楼梦》的性质。俞平伯的《红楼梦辨》（1923年）认为《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说后40回完全出自高鹗之手，虽自成一家之言，但不无偏颇。

1954年以后，“红学”进入了新的阶段。先是李希凡、蓝翎二人批评俞平伯先生的研究方法，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重新解说《红楼梦》，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引发了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应该说，《红楼梦》研究的天地得到了扩展，虽然后来又有简单化、概念化的毛病，“文革”时期更有为政治阴谋张目之嫌。

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甚频，对《红楼梦》的解说众彩纷呈，传统的方法之外，又有“新批评派字义分析法”、“接受美学影响分析法”、“叙述学见事眼睛分析法”、“结构主义寓意分析法”、以及“比较法”、“文本分析法”、“电脑统计法”，等等，常常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而且少有研究“禁区”，有利于“红学”的长足发展。中外较著名的学者有周汝昌、吴世昌、蒋和森、胡文彬、柳存仁、周策纵、余英时、蒲安迪、马泰来等人。《红楼梦》研究的不断深入，“红学”的悠久与兴旺发达，恰恰说明《红楼梦》本身博大精深，是个永久性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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