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撷英

 

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大观

                ――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巡礼

                                                    梅敬忠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学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先民们火热的劳动生活,催生出质朴而有节奏感的口头歌谣。诗歌这个幸运儿就成了最初的文学样式。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各民族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诗歌作品。诗歌的传统悠久、丰厚而魅力无穷。可以说,在中国人的文艺生活中,诗的品赏与诗的创作,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生体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唐·孟浩然《春晓》)惜花之情中平添了许多人生感慨;“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雀楼》)登楼观景时自然流露出哲理诗情。人们儿时的吟诵,长大后仍旧记忆犹新,而且历久弥新。这就是古典诗歌艺术的特殊魅力。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乐府诗巡礼

 

    乐府原是古代掌管音乐的官署,负责为宫廷制作乐章和训练演员,同时也搜集、整理民歌俗曲,以供皇帝娱乐和观察民情、了解政教得失之用。魏晋六朝人将乐府所唱的民间歌辞及文人拟作的诗歌,统称为乐府诗或“乐府”。后来它又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乐府民歌是乐府诗的精华。

据秦代编钟考古发现,秦代已有“乐府”的存在。但朝廷设立乐府机关以大规模搜集民间歌谣,是从西汉武帝时开始的。《汉书·艺文志》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从该书所录民歌看,当时采诗的地域实不限于赵、代、秦、楚四地,而是遍及黄河流域和大江南北。东汉皇帝出于听风察政的意图,大多重视搜集民间歌谣。

古代收录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重要典籍,是南宋郭茂倩编纂的《乐府诗集》。今通用1979年中华书局点校勘本。该书将上古至唐五代的乐章和歌谣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共十二大类;其中又分若干小类。今人李春祥主编的《乐府诗鉴赏辞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取广义乐府诗涵义,选析诗篇甚丰。

流存至今的两汉乐府民歌约有40多篇,数量不多,思想内容却极为丰富深刻。《战城南》是一首悼念阵亡士卒、诅咒战争的民歌: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诗风悲壮怨愤,与屈原《九歌·国殇》的壮烈情调有别。《十五从军征》描写一个服役65年的老兵回乡后无家可归、满目惨况的悲剧境遇,抒发一种苍凉的反战情绪: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饴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情景交融,生动逼真,如一独幕抒情短剧。《东门行》描写一个城市贫民不堪忍受生活贫穷的重压,被迫铤而走险的故事: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来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诗中有对主人公内心矛盾的揭示,有感人的夫妻对语,有生动传神的动作描摹;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欲出。亦如一动作性极强的短剧。《孤儿行》描述一个孤儿受兄嫂虐待的故事,在对孤儿悲惨境况的细致刻划中,倾注了浓烈的同情心绪,展现出一幅幅汉代社会生活风俗画。冬去、春来、夏到、行汲、收瓜,故事曲折多变,文字波澜起伏,有很强的感染力。《悲歌》一诗产生于东汉后期,联系当时战乱频仍、生民流离的现实,其悲凉情感更显深厚真切: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诗中抒发的游子思乡的百转愁绪,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同时代王粲的《登楼赋》,堪可为此诗作注脚。《上邪》是一首情诗,是主人公自誓之词: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连用五件不可能之事为誓,表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一如今日的“海枯石烂,永不变心”之意。语词跌宕起伏,感情真挚热烈。《陌上桑》以浪漫的情调,叙述一个采桑女子严辞拒绝太守无理调戏的故事,赞美了女主人公的坚贞、勇敢与智慧。罗敷形象,光彩照人,成为典范。诗中从侧面写罗敷之美,别具一格,常为后代文人所借鉴。《江南》描写江南人采莲时欢乐情景: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表面看是一首优美的采莲民歌,实际上它也是一首表现青年男女爱情嬉戏的情歌。以动态手法写“鱼戏”,用方位字反复咏唱,生动别致,被后人誉为“奇格”。

    《孔雀东南飞》是一首杰出的长篇叙事诗,它标志着汉乐府中的叙事诗发展到了高峰。该诗叙述的是汉末庐江郡小吏焦仲卿和妻子刘兰芝婚姻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歌颂了宁死不屈为理想而抗争的坚毅品格。全诗结构宏伟,故事曲折,语言朴素自然、生动活泼,人物性格鲜明,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篇尾的浪漫情调堪与“梁祝化蝶”的故事媲美。这些乐府名篇广泛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的爱憎感情,体现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两汉乐府民歌可称作汉代的《诗经》。

东晋南渡以后,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商业发达,城市繁荣,为南朝乐府民歌的产生提供了丰厚土壤。今存南朝乐府民歌约近500篇,几乎全是情歌。它们多半出自商贾、妓女、船户和一般市民之口,主要反映城市中下层居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这些诗歌语言柔美,短小清新,委婉艳丽。其精华部分分两大类。一类是《吴声歌曲》:产生于长江下游一带,以当时的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诗风缠绵羞涩,艳丽柔弱。如表现男女恋情的组歌《子夜歌》、《子夜四时歌》,艺术构思精巧,都是清新秀丽、明转天然之作。《懊侬歌》唱道:

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

如同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似在“玩”数字游戏;而以归家心切的游子来计算它,却是妙在其中,韵味无穷。极为俚俗,又极有妙趣;言浅意深,意在言外,涵蕴深长。《大子夜歌》称:

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

丝竹发歌响,假器扬清音。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

以烘托和反衬的手法,表达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文艺观;亦可作为古代乐府民歌的评点。金朝元好问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三十首》)之论,显然受其启迪。另一类是《西曲歌》: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以江陵(今属湖北)为中心,诗风比吴歌直率、开阔,多写水边旅人思妇的别情,大都表现船户、贾客的生活。 如题为《那呵滩》的情歌唱道:

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

篙折当更觅,橹折当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

女问男答,语短意长,明如白话,质朴无华;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真情流淌,天然去雕饰。

长诗《西洲曲》在南朝乐府里可谓一枝独秀: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浆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全诗通过由早春到深秋的季节变化的描写,抒发了一位女子对所爱男子的深长思念。歌辞音节整齐,和谐流畅,婉转动人;四句一韵,诗节间以民歌惯用的顶真格相勾联,别具巧构;诗风婉约、缠绵、细腻、清丽,体现了南朝乐府民歌的特色。它是《吴歌》、西曲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代表作,以其清新流丽的意境,开启了初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先声。南朝乐府民歌虽然内容比较狭窄,但在诗歌艺术技巧方面具有突出的成就,滋养了后代诗坛。

北朝社会风尚和自然环境,孕育出一种质朴刚健、粗犷豪放的诗风。现存北朝乐府民歌约为60余首。这些作品表现的是北方的景色和风俗,极富地方特色。同样是情歌,却多为大胆泼辣之作,与南朝乐府民歌迥异。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和剽悍的性格,无不毕现于字里行间;情歌亦然。

这批北方民歌多属一种被称为“鼓角横吹曲”的曲调,是在马上演奏的军乐的歌词,可以想见其风格。比如《折杨柳歌辞》,在《乐府诗集》中,属于《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其中的第五首唱道: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铋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诗风豪迈、刚健、明快,具有一种阳刚之美,表现出北方民族的勇武风貌。《陇头歌辞》亦属《梁鼓角横吹曲》,抒写游子飘流在外的痛苦心情: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卷舌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诗句直中见曲,浅中见深,平淡中见巧思;风格悲凉沉郁,感人至切。名篇《敕勒歌》云: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据《乐府广题》称,该诗是东魏大将斛律金为鼓舞士气而唱的一首敕勒民歌,“其歌本为鲜卑语,易为齐语(汉语),故其句长短不齐。”这是一首千古绝唱。它描绘了一幅壮美的草原风光画,表达出对家乡的无限深情。全歌苍劲、豪莽、雄浑奔放,抑扬而又畅达;汉译的杂言句式,传达出原作应有的节奏与神韵。金代元好问赞道:“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七)《琅琊王歌辞》其一,语言直率,表现了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

诗人“重”刀“轻”女,直抒胸臆,淋漓酣畅。其诗风与南朝乐府民歌迥异。《折杨柳枝歌》是闺情诗,以一个女子的口吻表达要早日出嫁的心愿,天真坦率,饶有风趣;又以俚俗语入诗,浅显而有表现力。二、三两首与《木兰诗》开篇诗句相似,说明民歌的艺术手法具有相通性。情调相似的《地驱歌乐辞》云:

驱羊入谷,自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呼天。

这首诗直率得惊人,简直毫无遮掩。还有一首题为《地驱乐歌》的北朝乐府民歌,全诗只有两句:“月明光光星欲堕,欲来不来早语我。”说的是对失约的旷达态度,同样表现了北朝女子“别具豪爽刚健之性,与南朝娇柔羞媚暨两汉温贞娴雅者不同。”(萧涤非语)

《木兰诗》堪为北朝乐府的精品,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门看伙伴,火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这是一篇千古传唱的优秀叙事民歌;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正赖此诗得以广泛流传。北魏与柔然的战争可能是该故事及该诗产生的背景。关于木兰的姓氏和乡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解诗虽属愚腐,却足以说明木兰形象的深入人心。全诗于完整叙事中融情入景,融景入情;叙述角度上与主人公的心理行为融为一体,突破了叙述人称的局限;语句虽有经过文人润饰的痕迹,如“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等,整体上却保存着基本的民歌风调。多种艺术手法的运用,使该诗产生事奇语也奇的效果。《乐府诗集》在此后还收录了唐朝官僚文人韦元甫拟作的同名诗,其思想和文字决难与原作为伍。民歌的真淳品格是难以效仿的。北朝乐府民歌的数量虽然比南朝乐府民歌少,但其题材却广泛得多,有更丰富的社会内容。

汉魏六朝乐府民歌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独具风采的艺术精品。它上承《诗经》的传统,下开唐诗繁荣的先河,直接推动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的创作,更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旗帜。乐府诗的光芒也昭示了人民是文艺之母这一真谛。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唐诗巡礼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因为有了唐诗而光芒万丈。“唐诗”是个迷人的品牌。

受汉乐府民歌的直接影响,东汉末年即已出现了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五言诗歌创作。感伤人生,抒写苦闷,是其普遍主题,时势使然。但在艺术上颇有成就,有“五言之冠冕”(刘勰语)之称誉。以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直面现实,感慨丧乱,伤时忧世,其诗风格“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共同托起了“建安文学”时代。我们从曹操的《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诗》等作品中,可以品味到汉乐府的风韵。曹植的诗歌成就最为突出,其浓烈的抒情气息,对个人命运遭际的吟唱,华美的情辞,足以使开创期的文人五言诗崭露头角。魏晋之际的诗人,以阮籍和嵇康最杰出。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则一洗玄言诗的枯燥与理障,以率真自然之笔,描绘田园风光和隐逸生活的切身感受,开创了田园诗派,树立了艺术典范。南朝刘宋时期的谢灵运擅长描摹山水美景,是山水诗派的创始人。齐梁时期,沈约、谢眺等人以声韵学入诗,注意声律和对仗,创造出一种号为“永明体”的新诗体,标志着古典诗歌开始由比较自由的“古体”,迈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范式。尽管梁陈时期的诗风日趋柔靡,“宫体诗”流行,但一个诗歌变革的时代已经朝气蓬勃地到来了。唐诗就是在这些前辈创作的哺育下走上成长之路的。

唐诗的繁荣局面历来为人称道,所谓名家辈出,流派众多,作品丰厚,百花齐放,万紫千红。不到300年的时光,遗留下来的诗作竟达5万首,是2300余位诗人的奉献(据《全唐诗》《全唐诗外编》)。这比自西周到南北朝1600多年中遗留下来的诗篇数目多出两三倍以上。独具特色的著名诗人也有数十人。

    我们一般将唐代文学分为四个阶段。初唐:唐高祖武德元年(618)――玄宗开元初(713),约100年。盛唐:唐玄宗开元元年(713)――代宗大历初(766),约50年。中唐: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文宗太和九年(835),约70年。晚唐:唐文宗开成元年(836)――昭宗天祐三年(906),约70年。

初唐时期,年轻气盛的“四杰”崛起于诗坛,力矫齐梁以来的颓废萎靡诗风,吹出了刚健清新之气: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我们从王勃这首题为《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的诗里,能够感受到诗国春天到来的信息。陈子昂高举诗歌革新的旗帜,提倡“汉魏风骨”,以《感遇诗》三十八首、等创作实践,始开盛唐刚健雄浑之风。其《登幽州台歌》唱道:

前不见古人。後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深沉感慨里饱含着对未来的期盼。即便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也一扫六朝胭粉而出以青春朝气: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指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人生的向往与自然的永恒融为一体,淡淡的愁绪不再是过去的哀伤。于是,唐诗的大繁荣便有了好兆头。

盛唐时代的诗坛,可谓群星灿烂。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描摹苍凉的边塞景象,抒发慷慨从军、建功立业的报国壮志,揭示征夫思妇的幽怨,令人感奋。其代表作有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走马川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则绘写山川秀丽之景与山野乡居之趣,表现对大自然的独特领悟,给人以美的享受。其代表作有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王维的《辋川集》、《渭川田家》等。

    然而,最为突出的还是李白与杜甫。李白是激情与浪漫的象征,是中国文化的精灵儿。李白的诗风狂放而炽烈,无疑是盛唐气象的文学体现。李白的出现,显示了大唐帝国国家强盛、文化开放的社会背景。他那种“行路难”、“多歧路”的怀才不遇的愤懑,动人心魄,也与唐代社会开明、文人积极进取的时代风气相关。其代表作甚多,有《将进酒》、《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月下独酌》等。与李白相比,杜甫可称是一位“苦难诗人”。他处在“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由于经历了太多的离乱与漂泊,诗风自然平添更多的凝重与沉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还有“三吏”“三别”系列诗篇中的愤懑呼喊,使杜甫的诗风笼罩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人道主义色彩,常常触动我们的心扉。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叙写自己的痛苦遭遇,充满强烈的人文关怀,历来为人们所激赏: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床床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眼前何时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诗严整的格律臻于化境,表现出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如他的五言律诗《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感情沉痛,对仗整饬。七言律诗《秋兴八首》,堪为律诗典范。另有七律《登高》诗云: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同样凝重工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两位巨星已成为历代诗人们学习的典范,也是我们欣赏唐诗与唐代文明的最佳范本。

中唐时代的诗坛,秉承盛唐余绪,以不同风格之作,展示大唐帝国的衰变与“中兴”,同样有许多新的创造。韩愈的“以文为诗”与奇崛险怪;孟郊、贾岛等人的“苦吟”与幽僻冷寂;柳宗元的寄怀山水与高洁孤清;刘禹锡的怀古伤时;青年诗人李贺的出人意表的奇特想象与浪漫情调;元稹等人的通俗浓艳与铺张;等等,各有千秋。尤其是白居易,已成为这时期的诗坛重镇。他自制乐府新题,倡导“新乐府运动”;他的那些“惟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的诗作,针砭时弊,平实浅近,影响巨大。其代表作有《轻肥》、《上阳白发人》等。其《卖炭翁》一诗云: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官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代穷苦的百姓诉说冤屈,揭露黑暗,感同身受,难能可贵。他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抒情歌行体叙事长诗,同样为世传诵,魅力无穷。

晚唐诗坛给我们的印象多是感伤与颓靡。“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语),“行乐及时时已晚,对酒当歌歌不成”(杜牧语),这是当时时代的写照。李商隐的诗作象征含蓄,情思绵邈,辞句精丽,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以“无题诗”最为著名。其《锦瑟》诗云: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含蓄蕴藉,情深意浓。其《隋宫》诗云:

    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咏前代重大史事,含意深刻。杜牧的诗作伤时忧国,洒脱俊爽,境界廓大,以咏史绝句最富艺术魅力,如《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颇有历史的感喟与伤时之恨。他的《江南春》则以恢宏的气象与笔调,描摹了一幅饱含怀古情韵的水墨图: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李商隐和杜牧有“小李杜”的赞誉,他们是晚唐诗空中闪亮的双子星座。

唐诗传统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大唐诗国丰厚的美妙诗篇,还有一种对文化繁荣与社会进步、文明互动关系的深刻领悟。大唐帝国经济发展、政治开明且相对稳定的局面,为唐诗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思想活跃、兼容并蓄、百花齐放、文教昌明、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与鼓励的社会风尚,还有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为唐诗的繁荣提供了优越的文化条件;就诗歌本身而言,五言七言古诗此时已完全成熟,讲求声调韵律的律体诗业已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加上全民尚诗、写诗的推动,文人自觉的创新,使得唐诗呈现出各体兼备、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反而观之,繁荣的唐诗,也给大唐帝国的高大身躯涂饰乃至浸染了文明的油彩,营造了溶溶的诗情氛围,使得展现给世界的是一个完整健康的文明大国。如果没有唐诗,我们对唐朝的忆念就会变得黯淡起来的。

唐诗已臻于我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巅峰,后代诗坛除了继承这份巨大遗产之外,只有创新才能另谋生路。宋代诗人们不断地花样翻新,特色各异的诗体与流派,令人眼花缭乱,其探索精神可嘉。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另辟蹊径,形成了独特的风貌,产生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大诗人,诗作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唐诗。尤其是南宋时期的诗人,因时势使然,将抗战爱国、沉郁悲壮的旋律引入诗坛,作为基本的文学主题,感人至深。陆游的《关山月》、《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书愤》、《示儿》及文天祥的《正气歌》、《过零丁洋》等爱国诗篇,至今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但是,盛唐诗歌的那种恢宏开廓的气象与博大而一往情深的艺术感召力,再也难得见到了。元明清的诗人们,都为诗的振兴作过毕生的拼搏,他们对古典诗歌传统的承传、延续与繁衍,贡献甚大,功不可没。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宋词巡礼

 

    唐诗之后而有宋词。宋词既是宋代文学的标志,也是一种崭新诗歌体裁的艺术典范。诗之余、长短句等别称,不足以阐明词的真谛;对市井风物酣畅淋漓的铺陈描绘,对个体情怀的自由宣泄与细致刻画,才是词得以独立于诗坛的理由。

唐代民间即已流行一种能够合乐歌唱、句子长短不一、按乐调填词的诗体,号为“曲子词”。中唐的一些诗人也曾进行过此类创作实验。张志和有《渔歌子》,韦应物有《调笑令》。白居易有词《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兰。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颇具清新、活泼、明朗的特色。晚唐五代时期,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多数受到社会风气的浸染,一改往日的风格,一味描摹女性情态,剪翠裁红,调脂弄粉,使词境变得狭窄起来。只有西蜀词人韦庄独树一帜,以《思帝乡》(春日游)、《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等感情真挚、清丽疏朗的词篇,冲淡些香软词风。南唐后主李煜是个特例。亡国之君及阶下囚的境况,造就了他在词作上的辉煌。《浪淘沙》(帘外雨潺潺)、《望江南》(多少恨)等情调感伤、语言清新明朗的篇章,历来广为传诵。他有首《虞美人》唱道: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简朴流畅的旋律,自然鲜明的意象,动人心魄的愁绪,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类似佳作不少,奠定了他在诗歌史上的突出地位。

宋初词坛虽然主要承袭晚唐五代的婉丽风气,但晏殊、晏几道父子和欧阳修的词作却渐渐脱离了秾腻的脂粉气,风格比较清新明丽。其代表作有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欧阳修的《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等。范仲淹的一曲《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令人耳目一新: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意境开阔而深沉,把边塞风光和沙场情怀引入词的领域,开拓了词境。

在宋代词坛,柳永是一面鲜亮的旗帜。这位毕生落拓江湖、混迹于歌楼舞榭的失意文人,创制了大量的慢词,丰富了词的容量和表现力。柳永以切身的感受入词,以市井风光入词,以清浅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词,用白描的笔法与文人的意趣,不避俚俗,铺叙绘写,极状都市繁华和悲欢离合之情。他是宋代第一个大量写作慢词的词人。其代表作有《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等。其名篇《雨霖铃》(寒蝉凄切)唱道: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感情真挚,铺陈描绘充分,情景交融。《望海潮》(东南形胜)则浓墨重彩大笔绘写杭州灿烂的风物,盛赞杭州的繁华胜景: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据说,由于这种让人陶醉的描摹,令金主完颜亮“欣然起投鞭渡江之志”,“牵动长江万里愁”。由于柳词具有“流行歌曲”的艺术魅力,故而在宋元时代流播最广,有“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说法。

苏轼是个诗文俱佳的创作高手,也是一位在词的发展史上有巨大贡献的人物。在他之前,婉约柔糜的词风占据了主要地位,似乎词只能抒写儿女情长,吟风弄月,真的就是“诗余”;是苏轼打破了诗与词的界限,以诗为词,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藩篱,以词怀古、感旧、记游、说理,将触角伸进了诗的题材范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促使词从“樽前”、“月下”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大大开拓了词境。苏轼的词作,风格多样,清新俊逸者有之,刚健豪放者更著,其代表作有《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风格豪放,词境廓大。还有《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苏轼以其创作实力,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而他那些婉媚缠绵的词作,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等,也写得情真意切,一往情深,而又无脂粉气。有的词篇还有作者个人的影子,象征味浓,如《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定。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北宋后期比较著名的词家还有秦观、贺铸、周邦彦等。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踏莎行》(雾失楼台),贺铸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周邦彦的《兰陵王·柳》,都是为人传诵的佳篇。

南宋的词,由于社会变迁、国运式微的影响,增添了许多慷慨悲壮、低迷感伤的情绪。但同样是一种时代的歌唱。李清照是位经历过南渡悲苦、对山河破碎有切身感受的女词人,所以,在她的词篇里,虽然大多抒发的是个人的不幸遭遇,却蕴涵着国家兴亡的沉痛感慨: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除了这首《声声慢》,其代表作还有《永遇乐》(落日熔金)等。相比而言,张元干的《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张孝祥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等类词篇,则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激情,豪气纵横,动人心魄。

此时期最著名的词人还是辛弃疾。如上所述,词作为一种擅长表达细腻情感的诗歌体裁,自晚唐五代至宋初,其境界大多局限于个人家庭生活的小圈子,风格普遍纤巧、格调不高。至柳永创造慢词长调,铺张描绘,展现市井风光;苏东坡开拓词境,把词从歌楼酒筵的狭小天地中解放出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南宋辛弃疾则一举把词引向宏阔的社会人生新天地,古往今来,谈天说地,以文为词,以史论入词,不拘一格。尤其是他生当朝廷昏庸腐败、抗战志士惨遭扼杀的时代,臧否当道,宣扬爱国,只能借古讽今,委婉曲折地倾诉,或是叹唱“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愤懑之词。这使得辛词与柳词、苏词相比,别有一种风格:豪放词风里又添了一种屈原“美人香草”式的特殊意味,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还有热望收复河山、以英雄自许而又壮志未酬的忧愤情调。其代表作有《水龙吟》(渡江天马来)、《南乡子》(何处望神州)、《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等。其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唱道: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以史入诗,力主恢复,报国心切。辛弃疾以其高超的艺术功力、强烈的爱国情怀和鲜明个性风格,成为了豪放词派的集大成者。陈亮、刘过、刘克庄等人,都领受了辛词的艺术恩泽。

南宋后期的词坛,随着社会偏安颓堕风习的日盛一日,渐渐走入了“躲进象牙之塔”的局面。前期那种高昂的爱国激情与呼声,一变而为西风残蝉的悲凉气息。但有些词人在词艺上下苦功,追求形式美,并且能够以高超的写作技巧,恰当表达个人意绪,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姜夔是其杰出代表。姜词历来以清妙秀远见称,尤其擅长营造幽清的意境,表现落寞的情怀,咏物写景与抒情有机结合,生发出一种令人感喟不已的艺术魅力。姜夔精通音律,能自制曲调,因而可以突破音律方面的局限,做到舒卷自如。这种功力为时人所不及,对后世词家影响很大。姜词名篇有《暗香》、《疏影》等。其名篇《扬州慢》(中吕宫)唱道: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幽冷孤寂,技巧高超,历来为世激赏。该词有小序云:“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末世的情调毕现。

作词工于技巧的还有吴文英,以《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及《八声甘州》(渺空烟四远)最著。另有刘辰翁、蒋捷、王祈孙、王沂孙、张炎、周密等人,他们都是遗民词人,亡国之痛,身世之感,往往以象征比兴的手法寄托于笔端,使其词风包蕴着深沉而衰飒的浓愁意绪,撼人心魄。代表作有刘辰翁的《兰陵王·丙子送春》、张炎的《解连环·孤雁》等。其中,蒋捷的《虞美人·听雨》感慨颇深,引人遐想: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街前点滴到天明。

对生命历程的回顾里包涵着深沉的亡国之痛。

    宋词作为一种诗体范式,其艺术功力与魅力为后世所难企及。但元明清三代却继续创作不绝,且多有佳构;清代还曾一度出现词的“中兴”景象,涌现出一批颇具功力的词坛高手,如朱彝尊、陈维崧、纳兰性德、顾贞观、吴梅、王国维等,还有“阳羡派”、“浙西派”、“常州派”等词派的涌现,更有许多词辑、词论的刊行,王国维的词学名著《人间词话》,堪称古典词学的总结性巨制。这些都说明,宋词传统不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铛铛一粒铜豌豆

——元散曲巡礼

 

    散曲是兴盛于元代的一种诗歌形式。它与唐诗、宋词鼎足而立,构筑起我国古典诗歌艺术发展史上的三座高峰。广义的元曲,包括元代杂剧和元代散曲两大类,即通常所说的“剧曲”与“散曲”。

    词本是由民间流行的长短句歌词发展而来的一种新诗体,在两宋时期达到了兴盛的巅峰;但到了南宋后期,由于词家远离现实生活,片面追求文辞的典雅和音律的妍美,使这种新诗体日趋贵族化,成为少数人赏玩的东西,其生命力渐趋衰落。而民间的歌曲仍然在继续发展着,自中晚唐以来,经过长期酝酿,到了宋金对立时期,又吸取了一些新兴的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歌调,结合女真、蒙古等中原兄弟民族的乐曲,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歌曲形式,这就是当时流传在中国北方的散曲,也称北曲。在元代,它以其题材的广阔,语言的通俗,形式的活泼,风格的清新,描绘的生动,手法的多样,一新时人的耳目,取宋词而代之,正如前朝宋词取唐诗而代之一样。

    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两种主要形式。小令就是民间流行的小调,有如唐诗中的绝句和宋词中的令词。它是一支支独立的只曲,句子长短不齐,而有一定的腔格。它又被称为“叶儿”,是散曲最早产生的体制,也是散曲的基本形式。小令还包括“带过曲”与“重头小令”。“带过曲”即是由同一宫调里经常连唱的两支或三支(比较少见)小令组成,同押一韵;用以弥补一曲写毕意犹未尽的缺憾。如〖中吕〗宫里的〖十二月〗带〖尧民歌〗,〖南吕〗宫里的〖骂玉郎〗带〖感皇恩〗、〖采茶歌〗等,一般都注明“带”字、“过”字。“重头小令”是由同题同调,内容相联,首尾句法相同的数支小令联合而成,支数不限,每首可各押一韵;而且各首可以单独成立。套数又叫散套,有人还称之为“大令”。它是由两首以上同一宫调的小令相联而成的组曲,其中各支曲子必须押同一韵,一般都有尾声。套曲可以根据内容的繁简,灵活伸缩其长短;短者三四调,长者几十调。它能够包容比较复杂的题材,叙事与抒情均可得心应手。

    散曲与词相比,在诗歌形式上有以下特点:(一)曲和词都是长短句,但曲的句子长短更为参差,一句少的可以只有一字二字,常的可达二三十字。(二)词中没有衬字,曲中可以加衬字。衬字一般加在句首或句中,不能加在句尾。正字和衬字互相配合,既保持了曲调的腔格,又增加了语言的灵活性和通俗性。这对后来的诗歌创作,特别是民间歌曲以及戏曲、说唱文学的歌词部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散曲的用韵虽然比词加密了,有的每句都押韵。但平声韵和仄声韵在词里不能通押,而在曲里可以通押;四声通协,韵字可以复用。(四)曲的对仗形式比较丰富,三句、四句皆可对,还有隔句对、联珠对等名目,使散曲在参差变化中,具有端饬严谨的气度。另外,词多用文言,曲则多用方言俗语和当时的新词;词的句法多整而不化、凝而不疏,而曲的风格一般趋于明快泼辣、淋漓奔放,有浓郁的民歌色彩。总之,散曲的音节和用韵都比词自由,所以更接近自然的语调而宜于采用口语。散曲的兴起,是诗体的一次解放。

现存元代散曲大多数是感叹时世、歌唱山林隐逸和描写男女风情的作品,既表现了元曲作家鄙簿功名利禄、蔑视封建礼教的性格,也不同程度地流露出一种消极避世、历史虚无、沉溺于男女艳情的情调。少数作品接触到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寄托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讽刺与反抗。有些写景咏物的散曲佳作,风格多样,清丽生动,意境盎然,颇有艺术魅力。元代散曲创作在风格上一般可分为豪放与清丽两大流派,前者以马致远称首,后者以张可久为魁。著名的散曲家还有关汉卿、张养浩、白朴、睢景臣、乔吉、刘时中等人。有些无名作家的散曲作品也很有特色。许多散曲作家同时也是杂剧创作的名家高手,如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等。

元代散曲佳作甚多,大都具有幽默活泼的品貌,其内容与风格各有特色,。

关汉卿是位曲坛大师,“剧曲”与“散曲”俱佳的能手。其杂剧的杰出成就自不待言,在散曲创作上同样占有突出地位。他的〖双调·沉醉东风〗《送别》,抒写离情别绪,真挚动人:

    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搁着别离泪。刚道得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

结句的劝勉,表现出积极的人生态度。〖南吕·一枝花〗《杭州景》盛赞杭州的繁华胜景,几与北宋词人柳永的那首《望海潮》(东南形胜)媲美。关汉卿在南宋灭亡后到杭州,写下如此铺张的赞美曲,致使这东南第一州美名远播。比起柳永的词来,这首散套的内容显得更丰富多彩,语言表达更通俗晓畅,主观情致更见真切充分。全套曲词有一种流动的态势,并无板滞之感。套曲〖南吕·一支花〗《不伏老》是关汉卿的自述,其〖黄钟尾〗唱道: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铛铛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吟诗,会篆籀;会弹丝,会品竹;我也会唱鹧鸪,舞垂手;会打围,会蹴;会围棋,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他说自己“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铛铛一粒铜豌豆”,故意夸张地描写自己的浪漫生活,表现自己倔强的反抗性格。表面看来流露了浓厚的颓废思想情绪;实际上,他是借此来表示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叛。联系元代读书人的遭遇来品味这套曲词,我们可以领略到一位斗士的风采。作者的戏剧作品所具有的那种战斗精神,与该散套所表现出的倔强傲岸的叛逆秉性完全吻合。在艺术上,该散套语言泼辣,比喻生动,风格豪放,形象鲜明,代表了元散曲的一般特色。

元散曲中描写离愁别绪与男女风情的作品比比皆是,几乎覆盖了人间此类情感的方方面面。除了关汉卿的那首〖双调·沉醉东风〗《送别》之外,刘庭信的〖双调·折桂令〗《忆别》也颇富代表性。其曲唱道:

    想人生最苦离别,唱到阳关,休唱三叠!急煎煎抹泪揉眵,意迟迟揉腮耳,呆达孩闲口藏舌。情儿份儿,你心里记者;病儿痛儿,我身上添些。家儿活儿,既是抛撇;书儿信儿,是必休绝。花儿草儿,打听得风声;车儿马儿,我亲自来也!

曲辞明快泼辣,情调十分爽朗,与宋词的写法迥异。

描摹山水风光和羁旅行役的作品,在元散曲中最富艺术魅力。卢挚的〖双调·沉醉东风〗《秋景》,是一篇山水风景小令:

    挂绝壁枯松倒倚,落残霞孤骛齐飞。四围不尽山,一望无穷水。散西风满天秋意。夜静云帆月影低,载我在潇湘画里。

作者是用白描手法,勾画他在满天秋意里泛舟洞庭与潇湘的美景。气象明朗空阔,意境飞动。徐再思有〖双调·水仙子〗《夜雨》: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棋未收,叹新丰逆旅淹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

写羁留北国的一位江南游子的秋夜愁怀,颇富情韵。对偶贴切自然,颇见功力。马致远的〖越调·天净沙〗《秋思》堪为精致小品: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以凝炼的语言,“蒙太奇”的手法,拢九幅萧瑟秋景于一体,涂以夕阳的底色,准确而委婉地刻划出天涯孤旅的哀愁境况。恰如一幅秋郊夕照图。此乃元散曲中的写景名作,曾被后人评为“秋思之祖”(见周德清《中原音韵》),被王国维誉为“深得唐人绝句妙境”(见《人间词话》)。

感叹生命无常、兴衰无常,主张远离红尘、及时行乐,是元散曲的常见主题。马致远有首题为《秋思》的套曲〖双调·夜行船〗,很有代表性。他从秦、汉、魏、晋的兴亡说到眼前争名夺利的现实社会,并从心似铁的富家儿(看钱奴)说到自己不慕名利、畅饮于竹篱茅舍的闲适生活;有对现实昏浊和人生有限的喟叹,又有不愿同流合污的高傲性格的表露。这几乎包容了同类主题作品的所有内涵。该套曲在艺术上十分成功:风格豪放,比喻妥贴,形象鲜明,结构谨严宏阔,语言爽朗流畅,音乐感强。将此曲与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中的“余韵”出一并参看欣赏,更能品味其艺术风采。

以曲咏史,比诗词更添一种幽默辛辣之趣。张养浩的咏史曲最著名。他的〖双调·沉醉东风〗《隐居叹》,以概括的语言,列举历史中居官得祸的例子,表达出一种愤懑的情绪。本有功名心,却又只得“意懒”。让人们熟悉的故实说话,不另作格外的析评,以一句“因此上功名意懒”结语总揽,显得干脆有力,其中自有丰厚的涵蕴。〖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唱道: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感慨历代兴亡,何其沉痛。堪为咏史名篇。他还有套曲〖南吕·一支花〗《咏喜雨》,是60岁在陕西治旱赈灾时所作,抒写为民祈福、与民同悲同喜、做官不能愧对国家禄食的内容,是封建时代一位正直官员的心境写照。通俗的语言,自然流畅的格调,恰是那种真诚与责任心的自然表露。另一散曲家张可久,也有首〖中吕·卖花声〗《怀古》:

    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

作者列举王权争夺与民族纷争战例,感叹生民涂炭的悲剧命运,突出了读书人自觉的哀悯与兴亡意识。

有些散曲家的长篇套曲幽默风趣,很有特色。睢景臣的〖般沙调·哨遍〗《高祖还乡》,选取刘邦还乡这一典型情节,进行巧妙构思;以一个乡民的口吻,嬉笑怒骂,剥开了皇帝至尊的外衣,显示其无赖的本来面目,无情嘲讽和鞭挞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所谓威严声势。处处写乡民的眼中所见,心中所想,叙述角度恰好与讽刺性主题和谐一致,加重了内容的力度。全篇形象鲜明,情节生动,语言幽默辛辣,如同一幕讽刺喜剧,被时人评为“制作新奇”(钟嗣成《录鬼簿》)的杰作,不愧为元散曲中难得的思想与艺术皆属上乘的佳篇。刘时中的〖双调·新水令〗《代马诉冤》,是一篇动物寓言体佳作。代马诉冤,言词恳切,实际上是借此抒发人间的不平之气。以千里马比喻人才,处处关合,生动贴切。作者是在提醒统治者应善于发现人才,重视人才,养护人才,否则后果严重,不啻一剂苦口的良药。韩愈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刘时中的感叹却更为真切动人,内涵更加丰富。

对社会不公及丑恶现象进行机智的鞭挞和生动活泼的嘲讽,乃是元散曲创作的另一重要主题。一些无名氏的作品尤为突出。如一首无名氏的〖正宫·醉太平〗《讥贪小利者》这样写道:

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作者用高度夸张、铺排的手法,活画出贪小利者的嘴脸。完全是民歌风韵。另有无名氏的〖中吕·朝天子〗《志感》(二首),其一道:

    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折挫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越运蹇。志高如鲁连,德高如闵骞,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

其二说:

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老天不肯辨清浊,好和歹没条道。善的人欺,贫的人笑,读书人都累倒。立身则小学,修身则大学,智和能都不及鸦青钞。

这两首散曲当是一个失意文人的牢骚之作。元代文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与宋朝形成鲜明对比,故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说。过去一直信奉的道德观、价值观被严酷的现实所摧毁,善恶、贤愚、清浊、好歹,全都乾坤颠倒,也难怪这位读书人如此愤懑不平。作者采用的是推理对比手法,标举一系列极端悖情谬理的社会现象,结论自在不言中。语直意露,不留余蕴,但愤激的情绪却抒发得痛快淋漓。内容与形式十分和谐一致。

元代是散曲创作与流行的黄金时代。今人隋树森编纂的《全元散曲》一书,收录的元代散曲作品十分宏富,共有小令3853首,套数457套。残曲在外。其中知名作家就有213家(包括金代和明初的一些作家)。明代散曲作品的数量远超过元代,特别是散曲别集和选集大量刊行,且大都保存了下来,此更为元代所不及。但明代散曲的创作成就却远逊于元代。虽然也有王磐、陈铎、冯惟敏、薛论道等优秀散曲家撑持局面,奉献了一些表现进步意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但毕竟颓势已定。明散曲大多失去了元散曲那种清新活泼的风格和嬉笑怒骂的战斗性,庙堂气与文人气浓烈;也失去了元散曲里巷传唱的音乐特点。所以,我们以元散曲作为散曲传统的典范,切合古典文学发展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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